前不久举办的北京大运河文化节系列活动中，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北京大栅栏地区五斗斋以其鲜明特色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学明艺术团。
高跷秧歌作为北京地区民间舞蹈的传统由来已久，曾经遍布北京各区县，是清代民间“花会十三档”中的重要一档。颇具盛名的大栅栏五斗斋高跷秧歌，是京味儿民俗舞蹈的代表之一，可折射出昔日老北京的民生民情与风俗文化。随着时代发展，结合当下百姓的审美趣味，对其进行适度合理的形式创新、题材改变，表演上体现新时代的特色，让高跷秧歌更为群众喜闻乐见，更好地实现其娱乐功能与社会价值，意义重大。
最近，笔者再次走进北京五斗斋高跷秧歌传承团体，探访代表性传承人，了解五斗斋高跷秧歌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其传承演变发展规律，思考新时代非遗创新与转化之路。
“北京大栅栏五斗斋高跷秧歌”诞生在京城原宣武区大栅栏地区的五斗斋街道，在今佘家胡同，故取名“五斗斋高跷秧歌”。五斗斋高跷秧歌是文跷，角色扮相以唱为主，声音高亢婉转，韵味十足，当年的表演是边击鼓边唱边舞。深厚的商业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积淀，使得五斗斋高跷秧歌在北京地区的高跷秧歌中表现出得天独厚的京韵特色。
它有着辉煌的历史。五斗斋高跷秧歌老会曾经在为慈禧60岁祝寿表演时，慈禧对秧歌中小头行的表演大加赞赏，特赐太子冠取代孩儿发，五斗斋从此名声大振。
五斗斋高跷秧歌历史上也几经沉浮，前后经历了多次重组才得以传承。这其中映射出北京地域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与轨迹。第一阶段，从花会成立的乾隆年间至清末，当时的五斗斋高跷秧歌参加过北京“三山五顶”的“朝顶进香”。第二阶段是民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会头李金贵以唱评剧为生，这时的秧歌突显了北京的地域特色。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由大栅栏街道的四家商号发起，五斗斋高跷秧歌会为庆祝大栅栏地区商号开张庆贺典礼和重大政治活动的庆祝表演而恢复，会名分别为“华德永信”“合街公议”“太平歌唱秧歌会”。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至80年代末，在政府鼓励挖掘整理弘扬民间艺术的号召下，会头任丰瑞、张全增等人组织恢复秧歌会，并取名为“宣武区职工业余高跷队”。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五斗斋高跷秧歌从一度濒临失传到如今成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其经历了从民俗宗教功能渐向文化娱乐功能转变，但目前仍面临着一些发展与传承的困难。
2004年北京市全面启动民族民间文艺抢救工作，在大栅栏街道的民俗项目普查中找到了五斗斋高跷秧歌的传人张传增老人和王静娴老人，随即五斗斋高跷秧歌的传承工作便落在了北京学明艺术团。
北京学明艺术团作为民营演出团体，一直致力于民间老北京传统艺术的挖掘和整理，并在舞台上传承了“老北京叫卖”“赛活驴”“古彩戏法”等民间文化。团长田学明回忆说:“当时接受高跷秧歌传承任务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民间团体要走向市场自负盈亏，高跷秧歌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年轻演员学习高跷并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但是传承北京非遗文化迫在眉睫，当时给了演员们一些条件，靠着多方面的支持，学明艺术团挑起了重任，也完成了学艺及演出任务。”学明艺术团从2004年4月起在张全增老人的口传身授下，组织了7个有功底的小学员认真学习五斗斋高跷秧歌技艺，短短3个月时间完成了高跷技艺的学习。在区文化馆和大栅栏街道的支持下，学明艺术团通过舞台、庙会、校园等多渠道传播五斗斋高跷秧歌，曾出访过澳大利亚、埃及、法国等国家;曾经几近失传了的“绝活”，在宣南文化节、厂甸庙会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以全新的面貌亮相。
即便如此，五斗斋高跷秧歌的现状仍不容乐观，后继乏人、无法广泛传播的传承瓶颈还有待破解。
田学明说:“高跷秧歌现在看来的确是‘绝活’，专门培养演出队伍需要花钱、花人力、花功夫，可是真正学下来后演出机会却很少。这个‘绝活’养不了家，现在即便知道它的可贵也很难传播。此外，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踩高跷危险，不愿意尝试去学，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来学习踩高跷作为兴趣爱好。像高跷秧歌这些扎根于民间的东西，还是要从广泛的群众爱好者中来寻找传人。非遗的传承不能只靠政府每年的支持，我们自己一定要找到艺术市场。”因此，五斗斋高跷秧歌在表演形式和艺术特色上都已经进行了改变，增加了摆阵和女孩的表演，加大了舞蹈性，并加进像“抱月”“拿大顶”“蝎子爬”等高难度技巧。此外，把高跷高度由原来的三尺二改成了二尺，降低了危险，同时使表演更灵活、更具观赏性。
调研中发现，像五斗斋高跷秧歌这样的民间文艺“绝活”，通过形式创新、题材改变，表演上体现新时代的特色，并与当下审美相结合，就可以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进一步发挥高跷秧歌舞蹈的本体特色，把秧歌的步伐、动作再度加工与升华，深挖高跷秧歌的动律与风格特色，突出表现京韵锣鼓的地方秧歌特色，用戏曲舞台的行当与扮相来升华，这样既能自然降低高跷秧歌的技术门槛，也会受到更多群众的喜爱。
马健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