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从名气上讲，在国外，颇像罗马帝国的“恺撒”、法国的“拿破仑”、俄国的“彼得大帝”、美国的“华盛顿”，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在正史的记录中，他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皇帝并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郎中令。汉武帝以其雄才伟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帝王，对中国古代的整个历史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名刘彻，生于汉景帝元年（前156年），汉景帝之子，7岁当太子，16岁登基，70岁驾崩（前87年），在位54年，统治了西汉王朝的 1/4，是第3个在位最长时间的皇帝，是西汉第7代皇帝。
第一、汉武帝——登基时，已有“文景之治”，自己打造了“西汉盛世”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时，大汉皇朝经过了文景之治，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历史记录中，景帝后期，汉朝的生活十分富裕：粮食多得已经流到了仓外，底层积压的粮食甚至腐不可食，而钱财也多到穿钱的牛皮绳都已经烂断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在这样背景下长大并继承皇位的汉武帝，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尊心。
一 代雄主汉武帝执政时期, 汉王朝的政治、 经济如日中天 , 进入了全盛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犹影之 随形 , 走进了复兴时代 。 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 , 永远蕴含着迷人的魅力 , 经常拔动着人们的探索心弦。汉武帝是打造了“西汉盛世”呢？具体来说：
汉武帝设立中朝 ，削弱相权；实行“推恩令 ”；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加强监察制度：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建立羽林军 ；统一货币，发行五铢钱；均输平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决战匈奴扩大疆域，造就了“西汉盛世”。
下面就汉武帝的具体，从政治、经济、开疆拓土以及用人之道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第二、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削弱了“王国诸侯”的威胁，消除了一直威胁国家统一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汉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到汉武帝时进入繁荣时期，而政治上的隐患依然存在。虽然经过文、景两帝的分化消弱，但从汉初以来的王国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汉高祖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为王，并与诸大臣刑白马盟哲“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极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入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
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小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其后，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疆域广阔，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 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相同步，汉武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统一币制等经济政策。
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费巨量财富，用尽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国家出现财政危机。如何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的统一调配，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而在此前，铸币、煮盐、冶铁不受国家法律限制，经济政策宽松。盐铁私营造成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国家因此也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经济大权旁落地方，使地方王侯豪富疯狂聚敛钱财、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
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国家在产盐、铁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佣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直属中央调配，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吴王濞即“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作之心作”。因此，盐铁官营专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
除了推行盐铁官营专卖经济政策，汉武帝在各地还实施均输平准措施以及算缗、告缗等经济措施。均输、平准经济政策是针对大商人的兼并活动。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利用国家的政权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稳定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初，各地诸侯有货币的发行权，币制没有统一的标准，管理混乱，盗铸之风盛行，奸商更是从中渔利。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
第四、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实施开疆拓土计划——以达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 首先是对匈奴的征伐。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是基于对汉初和亲政策软弱妥协政策的反叛，匈奴在汉和亲政策下依旧对汉边疆地区进行骚扰，边疆地区人民深受其害。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
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
（1）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2）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
（3）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耗费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经营积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但从历史的进步意义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首先，这场战争树立了汉政权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加强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其次，这场战争解决了汉政权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北方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再者，匈奴危胁的解除，使得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例如，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
汉武帝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东北的经略，拓展了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第五、对人才的重视——不拘一格“选”人才 汉武帝的政治风范，还表现在对人才的态度和对人才的渴求。汉武帝对人才特别的重视，他说：
“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休，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又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表明了他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心迹，也表明了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这种对人才的渴求实施到他的行政操作中，就表现在汉武帝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地选用。
汉武帝即位后，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下诏各地郡县举荐贤良，对于郡国举荐不力的官吏则严加惩处。“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网罗天下贤能之士。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又“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他即位后就“安车蒲轮”请来枚乘和鲁申公，又多次下诏求贤，征招天下名士。公孙弘、董仲舒应时而出。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赋，赞不绝口。对于主父偃、严安等人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他对吏民的上书言事十分关注，经常事必躬亲，对东方朔的上书极感兴趣，并“伟之，令侍诏公车”，从中遴选出大量人才并予以重用。同时，兴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50人。
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通过一系列的大胆而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措施，汉武帝时期，可谓是人才兴盛、群星璀璨。这一方面固然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关，更与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雄才大略的政治风范有关。
汉武帝用人大度和宽宏的气度也是堪为政治家风范的典范。汉武帝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在用人的实践中重视务实求真，对于敢言者谏之士多能以宽容大度待之。耿直大臣汲黯曾当面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尽管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但武帝很欣赏他的耿直和务实，赞扬他“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达到鼎盛时期，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措施使汉朝进入大发展时期，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就汉朝的宏伟大业，成为历史上的杰出的人物，一方面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客观要求所使然，可以说汉武帝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和标志，同时，汉武帝时期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的辉煌政绩又与他个人的身体力行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武帝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务实的精神以及“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的品质是汉武帝能够取得显赫功绩的主观因素。
结论：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制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太略，他的功缋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对他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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