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咬牙苦干了3年中的好句，终于凑足了100块钱，买了一辆新车。他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他幻想着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能开车厂了。祥子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各个方面留下了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他的健壮，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有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
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苦恼和恐惧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诉说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个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和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者，毕竟还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相似的，劳动者，不幸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祥子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早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一方面又没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生活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独，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
然而,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一样,《骆驼祥子》克服了作家原先的一些弱点,同时也还保留着另外一些弱点。50年代初,老舍在回顾过去的创作生活时指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21。
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在《骆驼祥子》中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作家却回避了政治,没有自觉地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考察和表现他们的生活道路。虽然比之新文学早期的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骆驼祥子》已经是从较多的方面反映现实了；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描绘城市贫民命运的作品,它所展示的生活画面还是不够宽广的。
30年代初,在谈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时,鲁迅强调说“下层人物……是不会‘在现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22。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和时代潮流的内在联系,它的历史特征,是表现得不够充分的。
由于缺少强烈的时代气氛,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有的评论,竟然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这样那样的假设上：一会儿说“如果说作品所反映的是北洋军阀时代,那么”,一会儿又说“即使我们假定作品反映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时期,那么”23,话剧《骆驼祥子》的改编者则断定：小说描写的“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党所领导的北伐战争已取得节节的胜利,革命的主流已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动摇着北方反动军阀们统治的宝座24本文关于故事发生年代的推断,也只是据北京一带战争频繁的叙述,断定作品开始时当属北洋军阀时期,又根据孙侦探跟踪曹先生,是阮明“到党部去告发”引起的,以及作品结尾处提到的“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这些十分简短的文字,而不是作品的具体情节和描写,断定后面的情节已经是国民党统治以后的事了。
对于同时代作家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发生这样的困惑和分歧,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骆驼祥子》中,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腻生动的渲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简略模糊的叙述,常常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虎妞和祥子的纠葛好比是一幅色彩鲜明、生趣盎然的油画,那么逃兵特务对于祥子的欺凌只是匆匆几笔勾勒出来的剪影。
老舍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来表现人物。比如关于车厂主刘四的描写,虽然在为了需要女儿帮着经营车厂,耽误了她的婚姻,和生日那天对于车夫的无理限制等情节中,写到了他作为资本家的阶级本质；在表现他与祥子的关系时,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他曾经是个流氓的性格特征。
他是从流氓讲究的“人物字号”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才把祥子和女儿一起赶走的,作品没有涉及他与祥子经济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比如“”阮明。他的政治身份、政治观点以及政治态度变化无常的原因,都是不明确的。这个人物不只是没有革命的气味,也没有政治(无论进步还是反动)的气味,只是一个市侩式的利己主义者,把“革命”和政治都看作是一场个人随心所欲的游戏。
当然,生活中有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客、两面派。但是,革命和政治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集中表现,政治上的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同样是有深刻的阶级基础,由一定的阶级利害决定的。阮明的形象,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内容。这种脱离政治的世俗主义,妨碍作家去深入把握和反映人物的阶级本质,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思想意义,带来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狄更斯等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25就以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也就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为例,它给读者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多么宽广又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骆驼祥子》是不如这些作品的。
小说的全部内容告诉人们：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可是作家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当时还不懂得革命,更不惟有革命才能把祥子从旧世界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让祥子参加革命。
前面已经反复分析了,祥子的悲剧是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因素和可能性不仅排除在祥子的形象之外,也排除在小说的整个画面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革命的要求,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都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生活的折磨。整个生活也没有任何革命的投影。这是一个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王国。
使读者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对于祥子一个人的毁灭的哀怜,而是由于看不到被压迫者的任何出路而来的绝望。在话剧《骆驼祥子》中,改编者保持了祥子“三起三落”的基本内容,但通过青年车夫小顺子倾向革命的情节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渲染,把革命写进了作品,使人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前途,小说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悲观气氛也就随之消失了。
就表现城市贫民的命运而言,话剧比小说更好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
有些同志往往引用老马最后对祥子说的“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应该像蚂蚱那样,“成了群,打成阵”,那时就“谁也没法儿治它们”那些话,认为其中已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在号召人们联合起来革命。
老马的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的观点。但这是用来批判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很难说还有其他的含义。既然老马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认识到合群成阵的必要性,却依旧孤零零一个人等死；既然祥子的个人奋斗碰了壁,听了这些指引,仍然不能自拔一作品并没有描写他们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可见作家并不认为这就是引导被压迫者走上解放道路的真理。
老舍自己回忆说：“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26工人提出的“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的疑问,正是由于从小说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任何前途引起的。作家的“无言答对”,说明他不但在作品中没有写到祥子的出路,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还不懂得什么是劳动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路道路。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政治的淡漠原是小生产者的弱点。这部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思想情绪的小说,同时也清楚地留下了他们这种弱点的印记。由于在写作《骆驼祥子》时,还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能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引者。
小说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还没有越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投身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亲身感受到了革命的政治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一切。他一再用“狂喜”形容自己的心情。读过《骆驼样子》的同志,都能体会他这种心情的内在的丰富而且深刻的含义。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以后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原先的思想弱点逐步得到克服,创作取得了新的更好的成就的原因所在；老舍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也就随之而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