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场革命是否成功，应该有一个客观标准，而不应依据个别人或个别团体的主观感受的根本。这个客观标准可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但也可以是一个简明的标志。这个简明标志是: 革命目标是否实现。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什么? 谈到这个问题，人们会马上想到孙中山制订的革命纲领。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研究这个纲领不难发现，四句十六个字，主要是两个内容: 一是“驱除鞑虏”，即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二是“创立民国”，即结束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
前者是民族革命，后者是民权革命，这是一些革命理论家如胡汉民等都详细阐明过的。至于“恢复中华”和“平均地权”，前者是推翻满清的附带结果，后者则是未来的蓝图，需要在革命成功之后去实现。
辛亥革命虽然常被说成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通过其革命组织同盟会领导的，但考察革命的事实，从武昌首义到各省独立，同盟会领导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十六字纲领也罢，三民主义也罢，并不是发动起义的新军或宣布独立的咨议局所共同遵循的。
同盟会之外的其他革命团体，如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大多没有接受“平均地权”的纲领。革命之际，即使是同盟会领导的地方，如上海等地，也没有把“民生”或“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目标。
综观各省独立的情况，其革命目标集中表现为两个: 一是民族主义目标: 推翻满清统治; 二是民权主义目标: 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个别的地方，则只有“一民主义”: 推翻满清统治。除此之外，辛亥革命没有其他目标，也没有其他必需完成的任务。
既然如此，帝制终结了，民国建立了，就应该是革命已经成功。一定要称之为“失败”，是说不过去的。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发动了 10 次起义，都失败了。那是真正的失败，标志很明显: 革命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被革命对象所打败，革命者或者牺牲，或者逃亡，而革命的对象岿然如故。
但武昌起义不同，它不仅打败了清军，赶跑了清吏，还守住了武昌，建立了全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各省的独立运动除山东之外也都是成功的。
正因为各省革
命的成功，才有了最后的清帝退位和专制帝制的终结。从 1911 年10 月10 日革命爆发，到 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没有血流成河，就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推翻了清王朝268 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秦王朝之后 2120 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实现了革命的基本目标。这样的革命还不算成功吗?
按照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说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那么，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帝国”变为“民国”，国家主权已经从皇家手里转移到了国民手里。无论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还是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是否真正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从法律形式上讲，他们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来自代表民意的票箱，而不是来自暴力掠取或政变劫夺。这就是国家政权性质已经改变的根本标志，也是民权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之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
至于革命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完善民主共和制度，历史进程是否会出现波折，那已经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根据通例，即使革命胜利后出现波折，甚至是复辟和倒退，也不应该影响对革命本身成败的认定。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热月政变”，反反复复好多年，没有人因此而说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历史学家论及那段历史，也从来未见“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