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工农武装割据时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事实上，中央局的设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从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苏维埃的控制范围就空前扩大。据资料记载，中共领导人先后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可尽管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势力在不断壮大，但是由于根据地大多都是在偏远山区，而中央却在繁华的上海租界，两边的通讯联络情况自然不畅。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军事封锁，想要去其他根据地也难上加难。因此，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有效指挥，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的中心区域成立一个中央机构，来代行中央机构权力。
1930年8月29日，中央写信给长江局，其中进一步强调：“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这是关于设立中央局的最早文件，之后中央指定关向应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当时关向应到达长沙时，正值红一、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所以关向应未能如期抵达苏区。为迅速确定苏区领导人，中央又决定派时任长江局书记的项英前往苏区。
1931年1月中旬，项英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经闽西苏区抵达中央苏区驻地江西宁都县。1月15日，项英代表中央发出决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央局，并同时发布《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的成立及其任务》。通告提出，鉴于苏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为加强对各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广大的苏区疆域划归中央局领导，这实际上是中央出于加强自身领导权的考虑。
自1931年2月6日起，中央又在上海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工作，并指定这三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这种掺沙子的做法在中国上屡见不鲜，而派去的三人又同属于所谓的留苏学生群体，其派系特征也逐渐凸显。
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先后通过召开会议争论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经过多方讨论，与会同志认为项英在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尤其在处理富田事变上态度软弱，不足以胜任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因此，1931年10月11日，任弼时等人向中央发出“十月真电”，并提出撤销项英的书记职务，转由伟人代理。临时中央接到电报后，立即答复完全同意中央局同志的意见，至此，中央局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成立。
赣南会议以后，面对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被捕和叛变，临时中央的生存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为确保留有退路，临时中央决定派周总理去苏区工作，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从1932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就正式主持苏区工作，负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1月，随着王明的离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决定将中央迁往苏区。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洛甫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但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行文。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临时中央驻地瑞金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党务委员会，以此来替代中央局的职权。至此，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也结束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