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1925年编定，收入1918〜1924 年间创作的杂文41篇。对于集名，曾解 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 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 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 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 风》。
”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 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 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 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 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人了 1925 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和32篇。
旧时迷 信说法，将凡人的运气坏称为“交华盖运”。鲁 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 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 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 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在那 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 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 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 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 1907〜 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 收其中。
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 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 已经远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 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 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 作者10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 然是自谦之词。
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 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 “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 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 命名意图。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 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 文1篇。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 共产党人。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 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 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 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 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 ‘而已’‘而已’。
”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 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 没有胆子直说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 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 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 1927〜1929年间创作的杂文34篇。
《三闲集》 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 开了论争。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 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文化篇9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 “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 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 暇。
”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 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 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 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 1930〜1931两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
1930 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文坛上的贰 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 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 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 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 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 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
”不但一针见血地 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 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 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反其意而用之，表明了 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 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 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入了 1933年1〜5月创作的杂文43篇。
本集中的 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 锐地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 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 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 止。集名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 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 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2月编定，收入了 1932〜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当时上海 有一个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 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 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反击道:“我不 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 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表明了自己不愿随 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 个集名，于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 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收人了 1933年6〜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 上的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 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 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 牢骚”。
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 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 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 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 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 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 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 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 1934年、 1935年创作的杂文36篇和48篇。在杂文集 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 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 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 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 称为“半租界”。
“且”者，“租”之右半广介”者， “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 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 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的刀下的 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入了 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
报纸的短评刊出时 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 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 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 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 “这一个，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 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当然，这 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 名，亦不无讽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