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在立体、平面媒体上看到各种介绍日守规矩的消息，比如像前几年报道的日本啦啦队在国际比赛中声援自己国家的足球队，比赛完后不仅集体规规矩矩退场，而且检走所有垃圾，连一片纸都不剩下……再比如在公共汽车站、地铁站等处，毫无拥挤有条不紊的默默排队的景象，还有严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汽车必须给行人让路等等，其中最感人的应属前几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电视里播映的景象了，即使是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无家可归，可日本人还是有条不紊的默默的排队领取食品，等待救援而毫无乱象遵守规则的英文。记得当时的那些画面可以说是感动了世界，也由此，日本人对规矩的遵守也再一次达到了令世人折服的地步。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这个民族能做到这些呢？这还得从古代日本说起。我们知道，日本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火山爆发、地震不断，而且山多平原少，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日本人早就养成了只有互助才能共生的群体意识，既然有了群体意识，那么，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些需群体共遵的规矩。
就这样，古代日本人在“规矩”中受惠，从“从众”中得利，这让他们不仅更加乐意遵守自己定的规矩，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规矩。到了江户时期，已经形成了一种严格的 “村八分”制度，所谓的“村八分”是指当时日本农村对严重违反村规、严重损害集体利益的村民所实施的进行绝交或孤立的一种惩罚方式。按照江户时期“御定书百条”之规定，在村落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互助被定为“十分”，也就是十个方面,包括：1．出生，2．成人，3．结婚，4．建房，5．火灾，6．水灾，7．生病，8．葬礼，9．出行，10．法事。而对某人实施“村八分”，也就意味着全体村民有“八分”（即在八个方面）与其断交，只留下“二分”（包括火灾和葬礼）的交往。而这“二分”的交往也是因为如果着了火而不去救助，火势蔓延则有可能延烧到整个村落；如果死了人不去帮忙，那么由于死尸腐烂会引起传染病而殃及四邻之故。而且，由于日本古代实行的是户籍固定制度，亦即某一地区之住民是不可以随便搬家移住的。并且，“村八分”还具有连带性，也就是一人违规，全家受牵连都要被“村八分”。甚至有的地方连神社也参与“村八分”，以神的名义制裁被“村八分”者，这就意味着，违规者将失去最后的精神寄托。想象一下，在古代日本的那样一个圈子文化中如果被“村八分”了，也就意味着要忍受所有村民的鄙视眼神歧视行为。陷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间炼狱之中。由此足见“村八分”制度的残酷性，也难怪古代日本人就那么守规矩了。
那么，这种“村八分”现象在日本现代社会还存在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正如日本人自己在《作为潜在意识中的“村八分”》中所说的那样，“作为自江户时代以来300年中浸透日本人骨子里的‘村八分’的传统，虽然以人道的理由遭到了废止，但在潜意识的深处，它却是明确存在的”。
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日本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一个个“圈子”里。这个“圈子”可能是村落，可能是职场，也可能是学校等等。而在日本人的心里，自己则是属于这一个个的“圈子”的，那么，就必须遵守“圈子”的游戏规则，否则，就极有可能被“村八分”掉。这样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位日本工薪阶层，如果经常不参加自己公司圈子里的诸如酒聚等活动，那么，久而久之，大家就都会认为他是一位不肯随众、不守世间规矩的人，从而遭受到大家的孤立，陷入天天被异样眼光看待的无人理的尴尬境地。同样是在日本公司，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低调、随众，而是好出风头，凡事特立独行，那么这人的下场就惨了，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木村尚三郎说的那样：“日本人的眼睛既是视觉器官又是语言器官”，这人绝对会被周围那种不屑一顾当你是空气的眼睛这种“语言器官”杀死的。重者如果被上司认为此人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那么，此人下场就更惨了，上司也许会给他安排在一个窗明几净阳光明媚万众瞩目的位子，然后又不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一周、两周、一个月下来，如果这人不想疯那么就只好选择卷起铺盖走路了。
其实，这实际上是一种欺辱行为，但日本人认为，正因为有了过去“村八分”的这种欺辱形式的惩罚方式存在，才强化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形成了一种“从众心理”，完善了需集体遵从的规则。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说：“在日本社会中，‘欺辱’似乎成为了维护秩序的正义之举”。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欺辱文化”是支配日本人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机制，因为“欺辱文化”的存在，才使日本人“从众”、“循规蹈矩”，而没有人争当“出头鸟”。以这些看来，某种意义上似乎就可以说，“村八分”这种“欺辱原理”是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约束个人行为的准则”。尽管规矩有好有坏，但如果一个人不守规矩了，那就意味着有可能陷入被孤立、受欺凌的境地，而下场却不是每位日本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如此看来，日本人又怎敢不守规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