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
1928年7月7日，省政府主席杨增新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时遇刺身亡，此即新疆近现代史上之“七七”。因其发生在民国十七年七月七日，故又称之为“三七政变”。关于这次政变，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笔者在整理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对于此次政变的历史背景及结果影响，学界没有存在太多争议，争议重点一直在金树仁与政变关系上。在此，本文通过甄别史料，对政变做一重新考证，力求完整揭示政变的真相。
一、有关“七七政变”的几种观点
关于新疆“七七政变”真相，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金树仁、张培元说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斯文•赫定：
几年前，东干人进犯新疆，当时的省长金树仁是在能干的杨将军遇害后上台的，其上台过程多少有点蹊跷。
虽然不能否认，杀害杨增新符合樊耀南的个人利益，但是据我对樊、金各自性情的了解，我更倾向于金树仁是这次事件的真正凶手。[1]
之后斯文•赫定又在《马仲英逃亡记》中记述到：
这个无赖（张培元——引者注）也遭到了老天爷的正义的惩罚。1934年夏季，我在乌鲁木齐遇到的一些消息灵通的汉族人都知道，1928年被指控杀害了杨将军的外交特派员樊耀南（樊耀南政变前任省公署军务厅厅长兼交涉署署长——引者注）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受到张培元支持的金树仁。[2]
金树仁上台前后，先后来新疆考察的中外学术团体有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法学术考察团、斯坦因考古队、苔利摩考察队以及英陆军中尉司蒂华特私人探险等，分别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目的，因此金树仁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政策，总是设法限制他们的活动。[3]金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探险队的态度，使得他们对金树仁产生了反感。斯文•赫定曾言：
金憎恨外国人，他从刺激外国人，借故阻碍、打击他们中，得到一种近乎犬儒的乐趣……他对我们的所有请求都加以刁难，把我们的计划长期间搁置起来，使我们白白地浪费了大量资金。[4]
金树仁上台后，任人唯亲、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民生疲敝，造成了新疆社会动荡。哈密事变后马仲英入新，战火遍及全疆，更引起了民众对金树仁政权的普遍恶感，让人回想杨增新时代，从而产生了金树仁、张培元发动政变之语。赫定依自己对金的印象结合1933年前后的流言，于是就在书中提出金树仁、张培元之说。但此说的说服力颇值怀疑，因之也多不为后人采信。
2.金树仁、樊耀南说
此说首见于徐旭生《西游日记》：
有人说现在的省主席金树仁本与樊君通谋，事后卖友。[5]
继之在1933年4月22日，新疆各县民众代表方仁、饶乐博斯等致电国民党党部称：
金树仁勾结党羽，刺杀杨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即将同谋之樊道尹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惟有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当时株连挟嫌而遭明杀暗戕者更不胜计，遂以一手而掩盖天下之耳目。[6]
对于樊耀南、金树仁在“七七政变”中的关系，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中这样记载：
新疆七七政变当天，金树仁于宴会间提前回厅办公。樊耀南解决了杨增新之后，即入省属寻找金树仁商量后事，进至三堂，即被已经得到消息早有准备的金树仁及其同乡好友、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黎海如等人包围，经过一番枪战，樊被活捉处死。[7]
后来，王恩收在《一场奇特的夺权政变》中也沿用此种观点：
他（樊）知道金树仁对杨也不满，有叛杨的意图，便伙同金树仁暗中策划推翻杨统治的阴谋……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樊和他的部下20余人被金树仁当场枪杀，金树仁随后便宣布接任省政府主席。[8]
樊耀南、金树仁一起相与密谋、发动政变之说产生之后，外界质疑之声不断。其中尤以潘祖焕在《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中所述较为信实：
金树仁是杨增新一手培植起来的人，以短短十余年时闾，出任县长四次，私囊已经饱满，最后升为厅长，名利双收，对杨将军感恩戴德之不暇，何至革他的命。也未常见樊与金有什么往来。[9]
徐旭生所言，也是道听途说；方仁、饶乐博斯等电文，多系猜度之言。因之，二者均不足为信。如若金树仁事后卖友，何必留下张馨、牟维潼等活口。金树仁在宣统元年（1909）考取拔贡，历任阿克苏、疏附、迪化、库车县知事；而樊耀南，前清廪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取法学士学位，历任新疆法政学校校长、司法筹备处长、湖北都督府顾问、北京总统府政治顾问、宪法委员会起草委员、迪化道尹、军务厅长兼铜税督办、外交署长等重要职位。不同的阅历及思想，使得二人分别成为新旧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两人政见、思想颇为不同，更不会相与谋杀杨督。至于金树仁缘何要当晚处死樊，这与樊在新疆的威望有关，除去樊，就使得他人无所望，从而为金扫除障碍。因此，樊、金之说也难以成立。
3.金树仁、张纯熙说
此种观点以广禄、罗绍文、孟东、樊明莘为代表。该观点认为：“七七政变”系由冯玉祥主使，冯先派张纯熙联络马福兴，后又派赵淼川、徐之瓒入新联络。张联络对杨怨尤的人物牟维潼、金树仁、张培元等以及樊卫队中若干人进行刺杀计划，同时指派金树仁提前回督署布置军队，控制局势。而樊耀南、张馨、阎毓善等人可能早有与闻，但不一定参与其中。金于刺杨成功后在张培元怂恿之下临时决定捕杀樊，转而嫁祸与樊。尔后，金又怕张纯熙居功自大，方于日后捕杀了张纯熙。
广禄，时任杨增新的维文秘书，事变前受杨增新之命赴北平接杨大小姐来新，途因山洪受阻未能成行，返回乌鲁木齐时，“七七政变”已经过去。对于此次政变，广禄在回忆录中说“是由西北某军事当局主使的，张纯熙即是他的秘密代表”，[10]后来又在《批判盛世才》中进一步点出“是受冯玉祥鼓动，张纯熙联络，受冯玉祥主使”。[11]上世纪70年代，广禄又在其回忆录中记述：
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应为七月五日），我在迪化满城五道巷寓所，杨增新突来手谕传见。我走近将军衙门外面东箭道子，遇见以前在北平俄文法政专校的同学现任迪化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育长的张纯熙，他问我到那里去，我发现他左边衣服内鼓起一包东西，伸手摸了一下，乃是一支盒子枪。我就开玩笑的说道：“你想造反吗？我正好要见将军去，你不怕我报告？”张纯熙急忙回答：“你不要胡说，因为前两天家里闹贼，我向牟维潼（政务厅总务科科长）同学借了吓贼用的，现在正准备去还他。”[12]
因此，广禄之说除了张纯熙向牟维潼借枪一节可采信外，余则多系个人观点。至于冯玉祥背后支持张纯熙，在民国时期的资料中，除了京沪报纸的流言之外，至今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冯支持了这次政变。
对于广禄的这种观点，罗绍文在《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13]一文中做了充分论述，分别从冯杨矛盾萌发、冯玉祥图谋新疆、杨阻止冯图谋新疆三个方面说明冯、杨之间的矛盾。对于张纯熙联手金树仁，罗文则主要依据金树仁事后7月9日佳电、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传部对于杨主席被刺案真相的宣传、新疆省党部为金树仁辩诬、樊耀南反革命之实据、金树仁退席时间与张纯熙被捕杀时间之间的矛盾，并认为金树仁昏庸、贪财、利令智昏，若无冯之支持，断然不能发动“七七政变”。
由史料观之，冯玉祥确有经营大西北之计划，冯、杨之间存在矛盾是在所难免。罗文中单凭张纯熙为冯的参谋熊斌表亲，以及1928年刘郁芬派赵淼川、徐之瓒两人入新，就言冯是幕后主使，还是显得证据无力。况赵、徐两人入新究竟是为联络张纯熙，还是联络杨增新，由于二人出关后即为杨软禁于督署书房，始终未与外人接触，而杨对与二人之会谈一直讳莫如深，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二人入新的目的。因之，冯支持张纯熙联络金树仁之说就带有很大猜度之意。
对于金树仁联合张纯熙的原因，除了上述诸方面之外，孟东在《发生在新疆的七七政变》中也做了进一步补充：
杨若去职，金私下认为自己为当然接班人，但是金并未进入杨的考虑范围，于是金有除樊之意，遂背后给予张纯熙以支持。7月5日，广禄奉召见杨，路遇张纯熙带枪。事变后人员四散，卫兵余四五人，樊招呼士兵拿起武器，随后带人急赴省署与金树仁商量后事，金已经布置两个营的兵力。事变之后，金树仁担心张纯熙功高震主，于9日逮捕张纯熙，并在冯与蒋之间抉择之后将张纯熙于13日处死。[14]
1927年底，北伐成功在即，杨面临冯玉祥西北军方面的压力以及中央政局的变化，遂有全身而退之念，“十六年岁除，忽自书遗嘱，条列身后各事甚详”。[15]但是并没有条列职后继任之事。《晨报》所载“金树仁倒杨增新之戈，盛世才又袭金树仁之智，倒金树仁之戈”语焉模糊，由其阐发张、金相谋，所去甚远。对于金树仁诸电之中所关退席时间，则由7月9日佳电后，外界多有猜度。的确，作为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者，金树仁有许多疑点当时尚未厘清，若仅凭这些疑点就断言金树仁、张纯熙图谋“七七政变”，未免显得证据不足。再金树仁于民国十六年方接易抱一政务厅厅长之任，当时之政务厅主要处理案涉民族问题。在当时的新疆，“他的声望远在建设（实业）厅长阎毓善及财政厅长徐谦之下”[16]，其与“文有樊耀南，武有杨飞霞”中的任何一方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且其在位日浅，羽翼未丰，如若直接参预政变，就其威望、才识、而言，都不具备一蹴而就的条件。而一个法政学校教育长能否指派政务厅长与教育厅长集于一身的金树仁？至此，此说之纰漏业已自暴无遗，因之，张、金之说也难以经得起推敲。
4.樊耀南、张纯熙说
此说以《新疆简史》、《民国新疆史》、《新疆现代社会政治史略》、《中国经营西域史》和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纲》、《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大事日记》等历史著作记载为代表，问以《新疆五十年》、《新疆十年回忆录》、《昆仑采玉录》、《金树仁事略》等一大批回忆性文史资料以及金树仁电文、新疆省党部辩诬文、《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为佐证。此种观点认为：樊耀南等人先是“藉招士兵，募养死士，假修公署，潜筑密室，阴结党羽”[17]。金树仁在事变前借口政务繁忙、案牍山积，携王之佐、屠文沛提前告辞回厅，杨被刺杀之后，樊耀南一行20余人冲出法政学校，直扑三堂，杀副官马渭臣，得印信后要杨庆南到二堂大院西厅请出席法政学校毕业典礼中途退席的政务厅长金树仁谈话。金见樊等持枪直入三堂，颇觉可疑，不知所措，正值仓促间，官吏士兵回到省署，金树仁“始知法校有变”[18]，立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以及旅长杜发荣之子杜国治，在“替杨复仇”的旗号下指挥张培元、黎海如、冯梁、杜国治等人率部包围省署，紧接着营长王大成、张毓秀亦率部赶到，在金封官进爵、金钱厚赏之下，攻入省署，立即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并经军法会议议决，将樊耀南、何光兴、张纯熙（俄文法政学校教务处长，次日被杀）、吕葆如（电台技师、江苏人，次日被杀）、杨庆南（湖南人）等人先后处死。随后，金树仁在张培元等人的拥戴之下就任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
针对此说，目前存世史料颇为丰富，但通过对这些史料甄别，其不外乎以下四类：
（1）事变亲身经历者回忆。
作为影响新疆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七七政变”所存史料不谓不丰，但目前所见第一手资料，仅有柴恒森《七七政变亲见片段》中记述：
典礼结束已午后二时许，随即开宴进餐。不久，突闻枪声大作，人群中有人呼喊“杨将军被刺了”。惊慌中，我也随人群逃出校门，向西箭道附近的家中跑去。当我跑到督署西栅门前时，只见樊耀南坐皮包车向督署头门疾驰而进，车后有二十余名武装人员跑步跟随。我甫抵家，即向与我家同住一院的姐夫、督署机枪队队长王世奎告以杨将军被刺的消息。姐夫未及细问，急忙离家回署。当时街巷店铺已纷纷关门闭户，督署头门亦已紧闭，不得入，他又急忙转到西箭道南端督署围墙，高声呼喊，方得缒墙进入。有顷，在政法学校宴席上被击毙的旅长杜发荣之子、时任营长的杜国治率领二百多名武装士兵开进督署，嗣后即闻督署内枪声密集，但顷刻间即趋宁静，从午后二时许杨被刺至此，时仅三小时。是日下午七时许，督署门前广场的大照壁上，已贴出了盖有新疆省政府大印的告示，谓本日乱党戕害长官，占领省政府，现叛首樊耀南等业已伏法，叛党之乱已经平息云云。告示落款署名是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金树仁。[19]
再就是金树仁对事变的叙述：
（樊）枪杀头门卫兵一人，入三堂又枪杀副官马渭臣，闭门分据东西厢房，向守屋人索印钥，均诿不知，开军装室觅机关枪不得，方扰攘间，而科长杨庆南捧印与樊，乃代樊书说帖邀树仁入议。是日，树仁本随公到校礼毕未入席即返署。树仁平日对于宴会未尝不辞。即去，亦稍坐即归。是日方坐民政厅阅文书，斯时，樊率乱党迳入三堂，而杨庆南已与公方出时即引入乱党多人，分布要地，以为内应，外则游民群集辕门左右，因闻事败，乃纷纷骇散。
或又劝树仁移入第一旅部然后调兵围攻。当全省危难之际，间不容发，大局所关，义难忽视，乃调集内外军队，包围环攻，升屋阻击。
樊恐失机，故未及时而难遽发，方乱事起，游氓纷集，扑奔省府，门闭不得入。[20]
（2）事变双方关系人所述。
这多为后世采信，其中要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代表徐旭生记述为代表。事变时徐就在迪化郊外南梁，其在《西游日记》中记载：
可是从事后想起，他后些时的谈话，颇有俨然以将来的主席自居的地方。不过据我所听说这（金树仁宴会临时退席）完全是偶然的。张君（张纯熙）系此次变故主谋者之一，似属毫无问题。樊君从肇事现场逃出后，据说他率领卫队入据将军衙门，下条子请各厅道开会议，是时由政务厅初改民政厅长之金树仁即率领将军卫队向内进攻。抵御未久，即全就擒。[21]
“七七政变”时在俄文法政学校受伤的实业厅长阎毓善，对于此次政变并没有留下文字性的资料，但是通过吴蔼宸《新疆纪游》和潘祖焕《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后人察到了阎的叙述。吴蔼宸应金树仁之邀，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入新，与阎毓善多有接触，对“七七政变”也多有了解。潘祖焕时任杨增新中文秘书，事变前陪同赫医生前往博格达山，上山的第三天，省城家中派人来告七月七日杨省长被刺，第二日下午进城，赫医生回南梁。阎毓善对他说：
金树仁因公务甚忙，未参加宴席即先行回厅，事发时候（阎）臂中一弹，忍痛与苏领事夫妇避入厕所，逃回途中遇杜国治，经（阎）说明席上情况后，杜即率队转往省公署。那天是星期（日），大厅中无人，只有金一人到厅批阅公文。他见樊带领持手枪的卫士进入三堂，颇觉可疑。故当杨庆南请他时，他拒绝前往。此时杜国治已到省署，由学堂逃回的人向金树仁报告了杨被刺消息，于是金召军务厅科长张培元督同督署卫兵冲入三堂。樊被执后，未经详审即被枪决。[22]
包尔汉作为樊耀南的生前好友，7月6日受杨指派到吐鲁番视察公路修筑情况，7月8日包方由吐鲁番返回。其在事后回忆：
7月6日下午我到院上向杨作最后请示，这时候他正同阎毓善、徐益珊、金树仁、李溶几个人商量给南京政府打电报。我从院上出来后，直接到樊耀南那里去，这一次樊耀南同我谈了个把钟头。从这次谈话中，他充分地表现出，是要把新疆这副担子放在自己肩上的。
这一天（7月7日）杨增新的精神很好，准备饭后还到讲武堂去训话，催促赶快上莱。政务厅长金树仁这一天也参加了俄文法政专校的典礼，但是中途便退席了。他听到事变，立即召集他亲近的人们计议，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尤其是听到父亲杜发荣被击毙的杜国治，都极力主张不能去督署附和樊道台，于是他们便率领军队，号召给老将军报仇，包围了督署。樊耀南和他的党羽抵抗了一个多小时。[23]
“七七政变”中，张馨因有与樊耀南同谋的嫌疑，事后曾被金树仁下狱，经陈继善多方营救，始得免去牢狱之灾。后在“四一二政变”中与赵德寿成了倒金最力人物。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盛世才炮制的大阴谋暴动案中供认指使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主谋是苏联，冤狱之下，此言实为按盛世才意所发。倒是以后其女张武琬在《我的父亲张馨的一生》所言尤可采证：
早饭后，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我本不想参加这种应酬，樊兄也劝我不要去。父亲走后约两小时回来了，神色却与往日大不相同，既不看书，也不伏案，一直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听到父亲喃喃自语：杨将军带的卫兵挺多，万一……唉！我不该回来，但是眼力又不好，留在那儿也没有用。[24]
（3）事变后的第三方所闻。
与前两则相较而言，事变后第三方所述相去更远，但去伪存真之后，其中也不乏详实之作。
宫碧澄，国民党新疆省党务特派员，1931年后抵达迪化，对于此次政变，宫也有记述：
金树仁借口政务厅有要事处理，先行回去。樊耀南、张纯熙等率领党徒十余人，直入三堂，要传金树仁来。可是那个托故有事的金树仁，率领着他的同乡张培元们包围了将军衙门，樊耀南、张纯熙两人同时做了刀下鬼。[25]
陈沣，金树仁秘书，在与金树仁及其周围官吏相处中，通过各方面渠道对这场政变也有所了解：
……时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厅内批阅公事，闻变，立即召集杨之护卫军，命即包围三堂，隔绝内外。樊入三堂后曾写手条由门缝递入，请金到三堂议事，金未往。继而又有无线台负责人吕葆如，拟用见金之际行刺未遂。……适金树仁找杜国治，杜即率部驰至省政府，金正调集其他部分士兵，杜当场表示愿听从厅长命令。随后营长王大成、张毓秀亦率部赶到，听候命令。时军务科长张培元、奇台卸任县长黎海如，闻变亦来（人恐避之不及，两人莫非奉召乎）。金先令布置把守城门及险要地区。[26]
1942年金树仁于兰州病故。作为民国的封疆大吏，时人在对其事迹评述中对这场政变也有所涉及：
民国十七年，杨主席增新被刺，秩序大乱，氏时在省政府办公，乱党围府，胁之不为所动，身率卫士讨平之。[27]
（4）金树仁电文。
“七七政变”后，金树仁自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于7月9日，向南京政府发出佳电：
虞日，杨主席参加迪化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典礼，正颁文凭时，前外交特派员樊耀南指挥士兵开枪，救治无效，当日已死。樊及行凶士兵，现一并拘捕，一面由地方紧急会议，举树仁维持省政。[28]
消息传出，金树仁受到了各方的质疑。与此同时金策动新疆各界人士签名请愿，恳求南京政府任命金为主席，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以金事涉血案，不予置评。为了所谓的辩诬，金树仁在《申报》上刊登《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
七月七日午前新疆俄文学校举行毕业，杨主席增新莅校，交涉署长樊耀南竟率带卫兵，身先发难，开枪轰弹，杨主席身受多伤，被戕立即身死。该乱党樊耀南，复率凶徒攻进省府，盘踞三堂，情形危急，经军政绅商各界大起公愤，痛哭流涕，公举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力辞不获，若稍缓须臾，势必秩序大乱，全疆震动。树仁迫于公义，万不得已，只得免受其难，当即率各军进攻，于本日下午七时将乱党樊耀南等二十一名，当场全行捕获，业经依法处决。官兵亦被死五人，受伤十余人，地方秩序由树仁督同文武妥为维持，安堵如常。[29]
9月，金树仁在全国散发《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传部对于杨主席被刺案真相的宣传》，紧接着又在上海《中央日报》登载《新疆省党部为金树仁辩诬文》：
当毕业摄影之际，金主席因民政厅案牍山集，日无暇晷，遂先返省署办公。且金主席对于各处宴会，向来概行谢绝，不争应酬。即闻一去，亦不久坐，绝无坐吃到底之事，已成习惯，人所共知。是日礼毕，与秘书长屠文沛，科长王之佐，同是先去，到厅工作，乃不片刻间，而难作矣。不然金主席为当道要人，素为樊逆所注意，岂容轻易放过……于是悲愤填胸，征调军队，晓以大义，激以天良。[30]
上述资料均从多方面佐证了樊耀南、张纯熙“七七政变”之说，因而也为历来史家所采信。樊耀南、张纯熙主持策划了这次政变，这已得到史料的充分证明。然而作为“七七政变”的最大受益者金树仁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真如其所言：“有报可凭、有案可稽、据实调查、真伪毕现”[31]呢？
二、解读金树仁与“七七政变”之关系
金树仁与“七七政变”的关系，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外，目前尚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金树仁事前预闻与否？但是通过对前人资料的梳理，从中不难发现，事情并非如金树仁所表白。
1.从事变的时间上分析
民国时期的迪化城全城周长5.76公里，东西较长，南北较窄，[32]且东西箭道在督署附近。详见下图：
樊从西箭道车至督署，入三堂；杨庆南请金；溃兵回署；金围攻三堂，三堂门闭，继之督署头门闭。这之间时间恰为王世奎从西箭道赶到督署的时间。王世奎家就在西箭道附近，老西箭道子包括老北门街、西箭道子、留仕巷，全长895米。[33]除却老北门街一段，樊所走西箭道路线不过500米左右，因之从樊经西箭道到督署头门闭中间最多也不过五分钟，且头门闭之前溃兵回署，也就是说从樊入三堂遭金围攻，樊闭三堂门，时间只需三两分钟。刻不容缓之际，金树仁何来兵士围攻樊的21名卫队，且杨之卫队在法校时装备业已为张纯熙收缴，试想如若不是有备而发，金是举无异于自取灭亡。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称：“而杨庆南已与公方出时即引入乱党多人，分布要地，以为内应。”[34]而柴恒森记载：“当我跑到督署西栅门前时，只见樊耀南坐皮包车向督署头门疾驰而进，车后有二十余名武装人员跑步跟随”。[35]事后金树仁在电文中称：“于本日下午七时将乱党樊耀南等二十一名，当场全行捕获，业经依法处决。”[36]两相比对，杨庆南引入分布要地的乱党其实就是金树仁预先布置的力量。再，政务厅在二堂厢房办公，外交公署却不在督署之内，杨庆南也只是有与樊相通的嫌疑。而杨增新平时在三堂上房办公，三堂门前添置高约三尺多的两木栅门，白日也关栅加锁，并由卫兵持枪守卫，进见杨的人经准许后再由副官带领暂时启锁开栅门引进。[37]若樊引进乱党，则何得进入三堂，而二堂又有金树仁的办公地点，涉及身家性命之事，樊不能谋事不密。因此，这只能说明一点，金所调集的“内外军队”，[38]实则为其提前在督署二堂内布置的一部分力量。
2.从事变前后新疆职官的变化来看
事变前后新疆职官的更迭，从某一方面也反映了金树仁在事变中的地位。首先从民国十七年（1928）新疆职官年表来看：
资料来源:根据《政治官报》、《政府公报》、《补过斋文牍》(杨增新)、《最近官绅履历》(敷文社)、《新疆风暴七十年》(张大军)、《杨增新在新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李信成)等整理而成。
金树仁在“七七政变”中于宴会前中途退场，其原因姑且置之不理。金退场时携同王之佐、屠文沛二人，从上表之中不难发现：王时任一科长且不为省府委员，屠于十六年八月初方任省高检，两人在杨的官僚队伍中，均属新贵，且资浅位轻。而金也是民国十六年方进入杨的省府委员之中，其资历、威望也远远不及其他官僚。因之，相对于阎毓善、徐谦等名列省府委员的旧官僚而言，王、屠二人更易拉拢，为金所用。所以，金于事变发生之前携二人离开。再，金树仁上台以后，王之佐继金任民政厅厅长，旋外放伊犁镇守使，如若没有在政变中给金树仁以支持，金何故把要职肥缺给王；屠文沛原为省高检检察长，事变后升任要职——省府秘书长兼省府委员。因此，金树仁携王、屠离开，是为下一步做打算。从这一点而言，说明金对于樊的政变计划有所知晓并且有所准备。
3.从金树仁一方支持者分析
张培元，贵德人，原民政厅军务科长。黎海如，广东人，奇台卸任知县。冯梁，云南人，讲武堂教官。对于张、黎、冯三人的关系，包尔汉在回忆中说：“当时张培元在讲武堂任教官，他和他的同事广东人黎海如、云南人冯梁都拥护金。”[39]因之，一个是卸任知县，一个为失意教官，此二人就更容易为张培元拉拢，为金树仁所用。
再就事变之时的紧张形势分析。从杨增新被刺到金树仁围攻三堂期间，“当时街巷店铺已纷纷关门闭户”，“各厅署及省会公安总局，紧闭大门，深藏未出”，“樊耀南占据三堂，千钧一发，无人过问”，“时军务科科长张培元，奇台卸任县长黎海如闻变亦来协助”。[40]事变之时，各厅署都闭门不出，无人过问。且事变当日，正值小暑节气，天气酷热。若无事先知晓，张培元、黎海如何要做飞蛾扑火之举？如若临时通知，金树仁何能骤然之间发难，围攻三堂？况且“杨增新时代的公教人员根本没有什么作息制度。中级官员如科长秘书之类都是十一点左右上班，下午一点左右下班，遇到节日或其他什么特殊盛会，点点卯便溜之乎。高级官员，有事则去，无事则在家中或外出交际”。[41]杨增新原定出席法政学校毕业典礼后即赴讲武堂，而身为讲武堂的教官冯梁不在讲武堂，而是出现在督署二堂。因此，通过对上述人物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金树仁并非在事变中坐而待亡，而是事前也进行了缜密的准备工作。
4.解读金树仁与“七七政变”的关键人物——牟维潼
牟维潼，山东烟台人，时任督署民政厅总务科长，[42]北京俄文政法学校毕业，与张纯熙、广禄同学，事变后任交涉署科长。[43]1929年初由金树仁提任斜米总领事。牟维潼是“七七政变”的参与者（其曾为张纯熙提供枪支），作为金的属下，其与金在亲缘、友缘、私交等方面并没有什么至厚关系而言。事变后，交涉署科长张馨被牵连入狱，另一科长赵德寿亦颇自危。[44]而作为樊方的参与者，牟先是受到金庇护，再转任交涉署科长，旋升斜米总领事。这就说明，在“七七政变”的过程中，牟维潼为金树仁的上台起到一定的作用，否则金与牟的“至厚关系”[45]从何而来？再从牟维潼自身利益方面分析，相对于张纯熙、张馨、张贤集、吕葆如等人而言，牟与包尔汉等人一样属于事变的外围圈子人物，作为金树仁的下属，其对于支持金、樊二者之间的受益与风险应该说是十分清楚，因此，其一面周旋于张纯熙等人之间，一方面向金树仁报告樊方计划。最后再回到包尔汉1933年5月的记载：“至于在莫斯科同他交往好几年的牟维潼，也是个贪官，这个人在出任领事以前作过几任县长，名声并不怎么好”。[46]同样作为樊耀南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包尔汉对牟维潼和张馨、赵得寿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其中不单为金树仁重用牟维潼以及牟为官名声问题。因此通过上述诸方面分析不难看出：金树仁通过牟维潼对樊耀南的计划了如指掌，可以从容面对樊的政变。
5.金树仁自身因素
1926年底，西北军底定甘肃，新疆便直接暴露在西北军面前。在这种情况之下，杨不得不做退身准备。1927年秋，杨派督署秘书长杨钧将其在新疆的全部家属（包括继室陈夫人及长子杨应干夫妇等）全部送回大连。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刊登消息称“冯玉祥助马福祥攻新疆”。[47]接着《中央日报》又登载：“冯玉祥在豫注意新疆，回族代表马庭骧、马超群、定希程先后至河南、南京请愿整理新疆政治，国民政府批令开封政治分会就近处理，各代表继续请冯以革命手段改革新疆，冯决定先派员去新调查，并定北伐成功后，二集团军以新、宁为归宿，实行垦殖。”[48]1928年春，关内各报刊纷纷披露冯玉祥进军新疆的动向。1928年6月25日，冯玉祥电呈中央“新疆问题，望早日解决”。[49]6月30日，冯“与马福祥谈南京情况及新疆问题”。[50]
南京政府成立后，杨增新先后于6月11日、17日、29日三次通电南京政府，但均未得到南京方面回应，直到7月5日，杨方接到南京方面回电，对此“他说他对统一甚为高兴，至于个人的出处进退，不成问题”。[51]在此之前，杨能否保职，尚属未知；再从其遣送全部家眷回大连，对于杨的官僚集团来说，早已是人心浮动。对于金树仁而言，由于其1927年7月方接任，在杨的高级官僚队伍中，属于根浅资轻，如若杨去位，其权势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在杨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金树仁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做进一步打算。杨于7月5日方接到南京回电，而此时樊的政变亦呈不得不发之势。对于金树仁而言，如若没有证据，就不能在杨面前扳倒樊，因为在此之前也曾发生过类似事情，结果杨把密信给樊看后当即烧毁。对金树仁而言，樊、杨相斗，樊败则可除去政敌，樊胜则自己也有可乘之机，无论政变怎样发展变化，自己都可置于有利地位。再者，金树仁清楚，自己把军队拉到手里，像阎毓善、徐益珊等人只有听他的；而平日里赞助樊耀南的人，无拳无勇，更是无能为力了。[52]因此，金树仁在这场政变前不予杨知，而是让樊、杨双方相斗，自己从容坐收渔翁之利。
综上所述，通过对前人观点的对比分析和相关史料的甄别梳理，“七七政变”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金树仁在事变前通过牟维潼掌握了樊耀南的详细计划，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先是坐观其变，后又黄雀在后，在樊刺杨成功之后骤然发难，把措手不及的樊耀南置于死地，最终取得了新疆政权。
注释：[1] ［瑞典］斯文•赫定着，江洪、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2] ［瑞典］斯文•赫定着，凌颂纯等译：《马仲英逃亡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3] 参见买玉华：《外国人眼中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4] ［瑞典］斯文•赫定着，凌颂纯等译：《马仲英逃亡记》，第4页。[5] 徐旭生：《西游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6] 《新疆各县民众代表方仁、饶乐博斯等致国民党党部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民国政府档案。[7]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8] 王恩收：《一场奇特的夺权政变》，《文史月刊》2009年第2期。[9] 潘祖焕：《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10] 广禄：《广禄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19页。[11]广禄：《批判盛世才》，《自立晚报》1952年12月28日—1953年1月26日。[12]广禄：《广禄回忆录》，第117页。[13]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14]孟东：《发生在新疆的七七政变》，《纵横》2002年第8期。[15]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甘肃省图书馆馆藏1930年铅印本。[16]徐旭生：《西游日记》，第251页。[17]《金树仁致南京政府蒋介石等人函》（1928年10月25日），该件藏于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8][20]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19]柴恒森：《七七政变亲见片段》，萧乾：《昆仑采玉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77页。[21]徐旭生：《西游日记》，第249—250页。[22]潘祖焕：《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1—45页。[23]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24]张武琬：《我的父亲张馨的一生》，《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一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25]宫碧澄：《杨增新之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4页。[26]陈沣：《金树仁主新内幕片段回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27]《金树仁事略》，甘肃省图书馆馆藏1942年手抄本。[28]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703页。[29]会树仁：《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30]《新疆省党部为金树仁辩诬文》，《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31]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日。[32]参见贾秀慧：《晚清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述论》，《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33]参见刘荫楠：《乌鲁木齐掌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34]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35]柴恒森：《七七政变亲见片段》，萧乾：《昆仑采玉录》，第76—77页。[36]金树仁：《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37]参见潘祖焕：《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5页。[38]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白杨公行状》。[39]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16页。[40]陈沣：《金树仁主新内幕片段回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2页。[41]刘德贺：《杨增新政府拾零》，《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66页。[42]参见广禄：《广禄回忆录》，第117页。[43]参见徐旭生：《西游日记》，第238页。[44]参见徐旭生：《西游日记》，第222页。[45]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白振声、［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46]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70页。[47]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2月28日。[48]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3月8日。[49]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20—2623页。[50]《申报》，1928年6月30日。[51]徐旭生：《西游日记》，第208页。[52]参见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114页。
作者：郭胜利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